语文延伸题备考示例(六)

语文延伸题备考示例(六)


王大绩


 [文言文阅读]


  黄道周,福建人。家贫业农,事亲以孝闻。天启间入翰林。时在翰林者,多雍容养望,道周乃作《矫轻警惰文》以讽之,同列皆钦重焉。
  [译文]黄道周,福建人。家里贫困,务农为生,侍奉双亲,因孝顺闻名。天启年间进入翰林院。当时在翰林院的人,多生活闲散养尊处优,黄道周于是作《矫轻警惰文》来劝诫他们,得到了同僚们的敬重。
  
 辽事方急,毛文龙自诩镇江之捷,当关者欲藉之收觉华岛,渐图河西。上其议于朝,当发兵饷百万,道周独决其非策。已而,文龙卒无成。魏忠贤用事,道周拂衣归。
  [译文]辽东战事正危急,毛文龙以镇江之捷自夸,把守山海关的将领想借重(毛文龙)的力量收复觉华岛,逐步图谋恢复辽河以西土地。他们将这一奏议上呈于朝廷,认为应拨付百万饷银,只有黄道周认为这个对策不可行。后来,毛文龙最终没有取得胜利。魏忠贤当权后,黄道周拂衣而归。
  
崇祯元年,起原官。明年,辽督袁崇焕杀毛文龙。道周固策文龙不足恃,至是,独抚膺谓关门之祸自此始。无何,后金兵大入,薄京师。帝震怒,即军中逮袁崇焕,究主者。崇焕言由阁臣钱龙锡。狱具,龙锡当死,道周闻之,叹曰:“安可使主有杀辅臣名!”上疏救之。疏入,上大怒,降旨切责。道周不挫,复疏言:“养兵多年,物力已殚。即杀一龙锡,无益于边计,徒隳士气,而伤大体。臣故不自量,欲历疆场,观要害。一当荷戈,燎原扑火,此臣所大愿也。”上益怒,竟削籍。然龙锡亦竟减死。
  [译文]崇祯元年,黄道周起复原职。第二年,辽督袁崇焕杀了毛文龙。黄道周原本就认为毛文龙不足以倚重,到这时,更是独自抚胸长叹,认为边防祸患将从此开始。不久,后金军队大举入侵,迫近京城。皇帝震怒,就于军中逮捕袁崇焕,追究主使者。袁崇焕说是由内阁大臣钱龙锡主使。案件审结,钱龙锡被判处死罪。黄道周听说这件事,叹息说:“怎么能够让皇上背负诛杀辅臣的声名呢!”上疏救钱龙锡。奏章递上去后,皇帝大怒,降旨严厉责备黄道周。黄道周没有被压制吓住,重新上奏章说:“供养军队多年,物力已耗尽。即使杀了一个钱龙锡,对边疆战事也没有好处,白白毁坏己方的士气,伤害治国的本质。臣特意不自量力地想要亲历疆场,审察险要厉害之处。一旦让我统兵,将扑灭燎原之火,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。”皇帝更加震怒,黄道周最终被削去官籍,可是钱龙锡也最终减免死罪。
  九年擢右中允。时首辅温体仁以为灾眚兵戈,皆群郡邑无状所致,非重治无以惩,屡起大狱。而上以为能,益信之。道周上言:“天下神器,为之有道,簿书刀笔,非所以绳削天下之具也。龌龊琐人,何足共图大计乎?”体仁衔之。
  [译文]九年,升为右中允。当时首辅温体仁认为灾害战争,都是各郡县治理无序所致,不用重法将无法惩治,因此多次大规模兴起狱讼。可是皇上却认为他能干,更加信任他。黄道周上书说:“治理天下要讲方法,法律诉状不是用来压制天下人民的器具。龌龊小人,怎么能和他共谋大计?”温体仁由此怀恨黄道周。
  既负重名,天下望以为相。是时杨嗣昌夺情,用为兵部尚书;而宣大总督卢象升丁艰,嗣荐陈新甲代之,亦自丧中起复。道周儒者,念国家即乏人,奈何数以墨縗从事,贻后世笑,慨然思论之。上竟相嗣昌,道周不与焉。上素知道周学行,以其性偏执,非救时相。
  [译文]黄道周已经有很高名望,天下人希望让他作丞相。这时杨嗣昌被夺情起用作兵部尚书;宣大总督卢象升因服父母丧在家,杨嗣昌推荐陈新甲代替他,可陈新甲也是在服丧之时起用。黄道周是一位儒者,认为国家即使缺乏人才,也不能违背礼制多次让居丧之人担任官职,让后世笑话,因此激昂地思考评判这些情形。皇上最终还是拜杨嗣昌为相,黄道周不赞同这件事。皇上平时了解黄道周的学识品行,但认为他性格偏执,不是能挽救时局的丞相人选。
  十七年,北都陷。唐王用为吏部尚书,郑芝龙跋扈,道周引祖制抑之。有隙,自请出驻广信,芝龙龁之,无兵无饷,兵溃被执,至南京死焉。
  [译文]十七年,都城北京陷落。唐王让黄道周担任兵部尚书,当时郑芝龙骄横跋扈,黄道周引用祖制约束他。从此有了隔阂,自请出驻广信,郑芝龙故意难为他,黄道周无兵无饷,兵败被擒,到南京后死在那里。
  
【注】①关:指山海关。②魏忠贤:明末太监,弄权误国,崇祯登基后自缢而死。③夺情:封建时代官员在服丧中因国事需要被国家要求停止服丧,继续为官。④丁艰:古代称遭遇父母之丧为丁艰,也称丁忧。
  
明崇祯帝认为黄道周“性偏执”,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人。清乾隆帝却认为黄道周“立朝守正”,是“一代完人”。根据原文,联系现实谈谈你对黄道周的认识。不少于200字。(10分)


  [样例]
  
由黄道周的悲剧和坚持,我想到了“理智”和“理性”的分野。
  明崇祯帝认为黄道周“性偏执”,说得对,他用的是“理智”的标准。的确,黄道周不识时务。你看,“魏忠贤用事”,多少人阿附,黄道周竟然“拂衣归”,权臣能不怀恨吗?皇帝要杀钱龙锡,他反对;皇帝信任温体仁,他反对;皇帝启用杨嗣昌,他还反对:皇帝能不震怒吗?崇祯帝没有杀他已经是奇迹了,黄道周最终还是死于郑芝龙的衔恨报复。黄道周的悲剧应验了崇祯皇帝 “性偏执”的评价——这是“不识时务”的悲剧,是不“理智”的悲剧。
  清乾隆帝却认为黄道周“立朝守正”,是“一代完人”,说得也对,他用的是“理性”的标准。确实,黄道周坚持用客观实际评判政府行为,在他的心里,“理”大于“天”。能坚持这种操守,堪称“完人”——黄道周“明知不可为而为”的坚持,正是孔孟倡导的“舍生取义”,是“理性”的坚持。
  崇祯皇帝要求臣民“理智”的标准,众多臣民“理智”的选择,带来了大明——这汉民族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;乾隆皇帝在某种程度上以“理性”评价臣民的标准,将清王朝推向了鼎盛。
  这种“理性”与“理智”的抗争,持续古今。它既是忠义与奸佞的分野,也是烈士与叛徒的分野。1956年,马寅初校长在北京大学提出“新人口论”,1959年,彭德怀元帅在庐山质疑“三面红旗”,都是“理性”思考的成果,也都引起领袖震怒。在“顾全大局”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下,彭德怀元帅违心认错,向“理智”缴械;马寅初校长苦思一夜,决定坚守“理性”的阵地,不认错、不检讨。我们理解彭德怀元帅的苦衷,却更赞佩马寅初校长的坚守。
  “三军可以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”——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,离不开这种“理性”的启蒙;人类世界的和谐,也离不开这种“理性”的坚守。今天我们思考黄道周,意义也就在此。
  黄道周的悲剧,是中华的耻辱;黄道周的坚持,是民族的骄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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